快乐的行者

    我认识王佳楠大约有20年了。那年我刚考入中央美院读研究生，在美院女生宿舍的楼道里总见到一条身高近2米、却有着一张不相称的顽童般笑脸的大汉晃来晃去，后来才发现他是美术学院国画系讲师蔡小丽的家属（他也是美院毕业生），他们的家就在美院女生宿舍里。再见王佳楠夫妇，已是十多年以后，这时他们已定居英伦当了职业画家，身穿黑色唐装夹袄，飘逸的美髯已略间白丝，顽童般的笑意却仍然隐隐可见。
    他的人物画作给我的印象尤其生动，一进画室，似乎有无数个鲜活的小人向我走过来：他们都恣意袒露胸怀，赤足光头，有的在举杯畅饮，有的在手舞足蹈，千姿百态，但每一个脸上都露着快乐、满足、顽皮甚至是有几分厚颜无耻的笑容，令人忍俊不住。在这些人物画上大多有简短的题款，比如“大事大乐，小事也乐，无事更乐”，“自醉中来”，“得大自在大欢喜”，“当无事时自能乐”，“大张口来意气开，与谁天下横行”等却又引人深思。
    这些快乐的、僧人打扮的人物似乎是艺术家本人的生动写照。在我的印象中，王佳楠是个极聪明却又极不安分的人，在中央美院，他本是版画系的学生，后来不知怎么又跳到了国画系去上课。大学毕业后在中国日报社没工作几天就辞职做职业画家，那会儿还没几个人敢这么做。而等到许多人都去下海时，他又早已“金盆洗手”，跑到欧洲去做起了流浪艺术家。当国内掀起“出国热”时，他们夫妇却常常回到国内来小住，就是在伦敦，他们也隐居过着宁静而与世无争的自由艺术家生活。与他那沉静、细腻的妻子蔡小丽构成鲜明对照，王佳楠像一阵迅疾的风，永远在不安静地思索、追寻。他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世界：驱车奔驰在加州的大森林，苏格兰高原，游荡在巴黎和纽约曼哈顿街头，欧洲各国古老的城堡，在德国的啤酒节狂饮，东京繁华的闹市晃荡，就差去非洲部落当酋长了。在艺术中他不停地变化着创作风格，忽而大写意的泼墨，忽而工笔的青绿山水，忽而如日本画般沉静，忽而有传统的老庄意味…但不论无何地变化，他的人物画永远是快乐而发人深省的。
    这些人物都不是文人而更像是山野村夫，艺术家从来也不认为自己是文人。他们是来自现实生活，却又远离现实的人，因为现实中的人们要面对世俗的生活，根本不可能真正的隐居修炼，即使是艺术家本人，每天的创作也要保持着对绘画技术和材料处理的科学严谨，这种严谨是与古人提倡的那种修炼心灵的生活格格不入的。这些人物一部分是艺术家自己的心灵写照，一部分是来自他周围的朋友。这些朋友都是和他一样类型的人们：不懂得计较，不现实，简单而轻信，故而常常上当。尽管如此，他们却不怎么在意，也并不因此而厌世，而是依然苦中作乐，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游移，在心灵的行旅中快乐地生活。
    在王佳楠的笔下，那些肥头大耳的僧人形象表现出来的人生观是极其乐观的，他们似乎在追求彻底的解脱，达到极致的解脱，哪怕只是一瞬间。这是艺术家理想的体现。表面乐观而放纵的他是一个典型的双重性格：恣意享乐、乐天无忧的外表下隐藏着对人生的痛苦和无奈的彻悟。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实际上他对世界的看法具有悲观的色彩。在他面对大自然和山水时，他渴望追求永恒，而人生短暂，时光飞逝，万物都不是永恒的；他渴望超越游历于山水之间的心灵修炼，像古人、像竹林七贤那样放浪形骸之外的潇洒生活，但却不得不面对现实的琐事，为生计而周旋于画廊、展览和各种业务关系间；他渴望在艺术与自然的世界中忘我的放飞心灵，但面对现实生活中种种俗事却不得不迎合；在这个充满着战争、恐怖活动、矛盾和痛苦的时代，他甚至常常感到困惑和怀疑：绘画能解决这个世界的种种危机吗？艺术家所做的种种努力与奋斗有意义吗？这个世界能否用对与错来解释吗？轰炸阿富汗以及给无数人带来痛苦与悲伤的伊拉克战争真的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吗？他目睹着每一天世界都有不幸在发生，而这些不幸又是芸芸众生无力阻止的。在看到现实与人生的无奈和无助之后，会使人油然而生出一种类似宗教的彻悟和悲悯，一种无欲无求的平和心态，这种无求的平和又给他带来快乐和感恩心情。人生短暂，如白驹过隙，何不享受那片刻忘我的快乐？然而即使是片刻的忘我也只能通过他创作的人物来实现。
    在这些快乐放纵和豪饮的人物形象中，王佳楠不经意地流露出英国式的幽默感。经过将近20年的旅居英国的生活，英格兰民族的文化传统已在不知不觉中渗入到他的性格中。作为曾经是“日不落帝国”的子民，经历了从辉煌到落寞的历史，英格兰人深深体味到“昨日黄花”的无奈和悲凉，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也是彻底的悲观主义者。但这个民族的性格又是乐观的，自嘲的，讥讽的，永远在不动声色地开着玩笑。正如诗人徐志摩曾说过的：“英国人是不轻易开口笑人的，但是要小心他们不出声的皱眉。”他们的悲凉，他们的自嘲和讥讽都隐藏在快乐的笑容后面。同样，在王佳楠的快乐的人物脸上，仔细观察，我们也会发现：他们并非彻底的忘我和快乐，那些不拘小节的放肆的胖子顽皮和无赖的笑容后面隐藏着无奈和自嘲，他们总有一只眼睛是不快乐的。作为艺术家心灵写照的形象，他们体现着艺术家对生活的许多感触和思索，许多的无奈和无助，许多几欲忘却的悲凉，而这些他又希翼在放肆的快乐中淡忘。
    这些看似轻松、带有即兴意味的人物画其实包含着他苦心的经营和探索，以及对传统艺术的继承。在对民族传统艺术的研究中，他是有借鉴又有突破的，学生时代，他就临摹了陈老莲、任渭长、吴有如、梁楷等人的线描作品。在临摹中，他发现：古人用线，更注重人物的造型而不强调动作，而他却在继承前人线的表现力的基础上，注意力求刻画人物的动作的表现力。比如放纵的人物动态和姿势的刻画，他常常是捕捉了人物一个动作到达极点、而正要向另一个动作转换的瞬间，在这一瞬间，平衡被打破，令人产生流动的、对将要发生的下一个动作的联想，产生一种静止的动感。这种处理手法，在马约尔的雕塑中比较常见，在中国民间陕西剪纸和汉代画像石中也很常见。曾经作为版画系学生的他曾无数次的临摹过武梁祠的汉画像砖，对于传统的关注，他是版画式的：更注重理解这些古拙的艺术作品的黑白关系、由大块黑白造成的看似笨拙其实生动的动势，甚至其中包含的光的关系。在他的那些恣意放纵地坐立行动的胖子们的动作中，我们似乎能看到类似汉代《说书俑》的自由与传神。
    版画式的表现和思维在有意和无意间已经渗入到他的国画人物中，达到了一种水乳交融的效果。光在他的近期国画人物中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对光的灵感又来自中国传统的浮雕如汉画像砖、画像石拓片。比如在这些拓片中，凹下的部位为白，而高点反而是黑色，造成一种光是从主体本身发出的神奇效果。这一发现令他兴奋莫名。他也在西方世界中发现光的无处不在的妙处：在英格兰的风景中，太阳似乎永远都是斜照着的，大地潮湿，空气中充满着水蒸气。太阳照在地上又反射回来，透过湿润的空气形成地面发光的奇妙效果。这种大气朦胧的奇特环境造就了透纳风景中的光。这些启迪影响了他近期的人物画创作。在这些作品中，他隐藏了以前人物画中比较突出的笔墨、线条、勾勒和造型，以墨的团块和整个画面来表现造型。他营造了拓片一样的光线，这种光线不是来自环境的中的任何一个方向，而是来自人物本身，甚至是从人物内里发出，他的人物则是处在似乎是有雾气朦朦的空间里，主体的发光穿透了混沌的环境，造成一种独特的画面效果和形式感。
    这种对形式的探索超出了传统中国画的观念而具有更多的表现性。传统的中国画通常把人物画分为绣像式或戏剧性人物，表现人物的肖像性或情节性绘画，记载某个人物或某个戏剧性内容。在王佳楠的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到德国表现主义的影响：他把人物抽象出来，当作像山水一样的画面的一部分。在他的画面中，人物不再具有肖像性或情节性，而成为画面的一个部分，或者形式的一个因素，这种倾向在他后期的人物画中越来越明显。快乐而逍遥的人物在他多年的创作历程中似乎在逐渐去除早年的浮躁而趋于宁静颐然，逐渐清明地融入虚空，成为表现艺术家内在性灵的一个符号。他们快乐而怡然地沉湎在无欲无求的世界，心灵似乎脱离了肉体的羁绊在虚空中遨游。
    自宋以来，在中国画传统中，由于文人画的兴起，人物画不再被重视，而更多地存在于民间或宗教美术作品中，如寺庙、道观中的佛像、神仙图等，在明以后索性被当作匠人画，只有少数几个文人画家如陈洪绶、梁楷以人物画见长。在近代，人物画则常常被当作山水画的点缀，或小作品、讽刺画存在。王佳楠的人物画在继承传统技法的基础上，融合了先秦雕刻艺术的手法和西方艺术对光的理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他用这种手法表现他对生活的理解，体验他心灵渴望的理想境界。在这个境界里，他不必顾忌现实的种种束缚，尽情释放他未泯的童心和天然的野性，忘却生命中的种种忧虑和悲凉。在心灵的旅途中，他永远是一个快乐的行者。